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7年初印发了文件《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善于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汲取道德滋养，从英雄人物和时代楷模的身上感受道德风范，从自身内省中提升道德修为。”社会的转型时期，我们更加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近年来，各地方和学校为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更是做了大量有建设性的探索，但面对新形势、新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实施中还存在不少突出问题。我们必须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现代化的价值理念、新的时代内涵，正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方向。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能窄化为儒学教育，而要系统、完整、全面教授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上，儒学一直是传统文化的主流。因此，在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过程中，让学生诵读《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段落篇目，就成为一些学校比较常见的做法。这种做法最大的问题是“窄”，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窄化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导致现在很多的学生除孔孟二圣及“四书五经”外，对其它贤哲典籍几近不知，从而造成思想源头的贫瘠。因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窄化，所以有一些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用“读经”来指称。这种说法是非常不严谨的。历史上的“读经”是有特定含义的，这里的“经”专指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中华民国废止读经后曾有过三次儿童读经运动，最后都无疾而终。而被视为第四次读经代表人物的王财贵教授发起的“少儿读经”运动虽然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但他所提出“填牛”理论和记忆的“黄金时期”理论，以及主张让儿童死记硬背经典的做法，由于颠覆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违背教育规律，因而受到许多人的批评。[1]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在纵向的时间跨度上，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对于百家争鸣，他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道家、墨家、农家、兵家等各个思想流派相互切磋、相互激荡，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观，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虽然后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取得了主导地位，但中国思想文化依然是多向多元发展的。”关于儒学的地位，他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历朝历代众多仁人贤哲不断创造、继承、发展、丰富的多元文化的集合，诸子百家争鸣，有儒家“仁者爱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担当情怀，有道家“天地与我为一”“逍遥天地间而心意自得”的豁达洒脱，有墨家“欲天下人相利相爱”的侠义精神，有法家“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的依法治国思想，有兵家“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的勇毅果敢，有名家“白马非马”的辩证思维……因此，我们必须给学生全面、系统、完整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全面滋养学生的头脑，使之形成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能简化为复古教育，而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在当前的传统文化教育中，一些地方和学校或多或少存在复古倾向，有的甚至提出培养“君子”“圣贤”的教育目标。对于这些提法我们应该保持审慎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指出，“现在，教育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着新人”，强调“教育的使命是替一个未知的世界培养未知的儿童”。[2]面对复杂且多变的未来世界，社会对人的要求远不是“君子”和“圣贤”所能涵盖和承载的。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思想。比如，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他着重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又如，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进一步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也提出了“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相结合。既要高度重视培育学生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又要注重引导学生树立世界眼光，博采众长”的原则。我们现在大力提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是为培养穿越到过去的古人，而恰恰是为了培养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的新人，是让人们从古人的思想文化中获得启示和智慧，从而更好地走向未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既不能采取简单拿来的方式复古，也不能盲目排外自大封闭，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的文明成果，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能局限于道德教育，而要传承整个中华文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极为厚重的伦理色彩。阅读这样的典籍，体味其中的意蕴，就会对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修身立德，是传统文化教育古已有之的优良传统。《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也明确提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由此，很多人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时，都特别突出其道德教育的作用，将它与道德教育等同，有人甚至干脆称之为“国学育德工程”。在他们看来，只有将传统文化教育上升到道德教育的高度，才能引起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才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推进。其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着更加丰厚、深刻的意义和价值，远远超出了道德教育所能涵盖的范畴。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精神基因”。他反复强调：“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文脉是一个民族的魂脉，更是一个民族的命脉。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不绝，就是因为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中华文脉没有枯竭。正如有学者所言，我们之所以倡导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我们民族的经典已经深植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流淌在炎黄子孙的血脉中，是我们对自己是过去的子孙的承认，是我们对现在既不想也不能割断这种亲缘关系的承认。“在沁凉如水的夏夜中，有牛郎织女的故事，才显得星光晶亮；在群山万壑中，有竹篱茅舍，才显得诗意盎然；在晨曦的原野中，有笨拙的老牛，才显得淳朴可爱。”旅美学者陈之藩先生的诗意表达，正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的真实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功效是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它不表现为某一种具体的功用，这是一种源于根本、专注根本、为着根本的教育，是以传承中华文脉、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全面提升文化素养为目标的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更能够让学生形成文化上的认同、情感的皈依，进而“把自己从一个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中国人，变成一个自觉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3]。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道德教育等同起来，表面上看好像是将其置于一个所谓的高地上，但实质上是远远低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认识不到位的表现，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贬低和误读。过于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化功能，会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价值和功能单一和窄化，甚至会对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造成某种程度的干扰。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能停留于比赛展演活动，而要课程化、常态化实施当前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最让人诟病的，是组织活动的形式化和表演化。在很多学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更多地是作为一个活动项目或竞赛项目存在，而非是一种系统的教育设计与安排，这严重地影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比如，有的学校追求壮观的轰动效果，动辄组织上千人在操场上集体诵读；有的学校为了弘扬孝道，组织学生集体给父母洗脚，而且电视转播。这么做的最大问题是“虚”，表面上看起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热热闹闹，但组织这类活动要花费大量的资源、时间和精力，而学生真正学习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却只有那么一点点儿少得可怜的东西。刘梦溪先生就说：“比如设立小学生国学班，倒也罢了，却要小孩子们穿上古代的袍服，念《论语》要摇头晃脑，此理我实不可解。”[4]如果说这类比赛展演活动在传统文化教育热初期是积极的和合理的，能够形成热点引起社会的关注，那么在今天社会已经非常重视传统文化教育的情况下，仍坚持这种选择就是不合时宜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提出，“以推进大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一体化为重点，整体规划、分层设计、有机衔接、系统推进”，而且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贯穿国民教育的始终”，必须“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因此，我们说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是广义上的，而是狭义上的，即学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以保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计划、有系统、有序列的完整学习，保证教育的效果和质量。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之前相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化、常态化实施。所谓课程化、常态化，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成为学校的正式课程。用徐梓老师的话说就是，传统文化教育应该成为所有学生的“正餐”，而不是个别地区、个别学校、部分学生的“点心”。[5]课程是实施培养目标的施工蓝图和组织教育教学活动的最重要依据。所以，只有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变成了正式的课程，才能获得法定的、稳固的地位，才能保证有系统和有计划，以及经常化和有效率的实施。
参考文献：
[1]刘晓东.“儿童读经运动”:违背科学的主张,复古倒退的教育:对王财贵先生答《光明日报》记者问的质疑[J].学前教育研究,2004(5):19-21.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36.
[3]徐梓.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浅谈国学经典教育之“用”[J].少年儿童研究,2010(18):4-8.
[4]杜悦.什么是国学 什么是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研究所刘梦溪所长访谈录[N].中国教育报，2007-05-23(5).
[5]徐梓.中华传统文化应成为中小学教育的“正餐”[J].群言,2014(7):14-16.
本文原载《中国德育》2019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