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养我们的怨气，这是一项自我毁灭的行动。大部分人都没有觉察到内心弥漫着多少怨气，怨气又是如何严重地操控生命。
我们若要扭转情势，让爱在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就需要用觉知来观照怨气，需要辨识我们手上紧抓着多少怨气以及为什么会紧抓这些怨气，需要知道怨气怎样运作，有什么作用。如此我们才能将内在封闭的、黑暗的角落敞开，以解析怨气。这就开始扫除心窗上的尘垢，让爱清朗的光全然照进来。
人类关系中最具有毁灭性的元素，是替别人戴上“坏”或“错”的帽子，然后评断、拒绝、处罚他们，这种不幸的结果随处可见：婚姻、家庭、机构中的反目；国家间的战事；无法接受他人的相异性而产生的持续争斗。中东长期僵持的冲突具有这种特质，强烈敌意和报复冲动所产生的动力，节节升高到两败俱伤的地步。
自杀炸弹客表现出特别强烈的怨气，大部分人都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这么不珍重自己的生命，只因为别人伤害过他或他的同胞，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然而当我们再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每个人的内在也都在制造自杀炸弹客。
喂养我们的怨气——视我们的亲密伴侣为报复对象，或者怨恨人生或其他人对不起我们，这是一项自我毁灭的行动。因为我们想伤害、排拒所憎恨的人或事，无意间也伤害、排拒了自己。这并不难明白：只须注意你跟人作对时，整个身体如何紧缩。这样一来，你摧毁了自己的生命——即安宁、开放和温暖，这些都是你的生命之血。你用舍生趋死为代价，使他人看起来可恶，使自己心安理得，这跟自杀炸弹客没什么两样。
这是我跟夫妻咨谈时所观察到的最惊人现象：他们在“怪罪对方”上所花的精力远比“把事情做对”来得多。他们常投下许多怨言：“你对我说了这个，你对我说了那个。你伤害了我。”有些人和怨气融为一体，为了证明伴侣错他对，宁可叫感情关系和自身幸福告吹。
怨气之为害
丹和南希是处在这种景况下的个案。五年的婚姻中，南希由于没有感受到被爱而受到伤害，对丹累积了许多怨气。丹当然不算是最为敏感的情人和丈夫，但南希屡屡指责他该做却未做、不该做却做的一切，似乎在数落丹的罪过中得到乐趣。她好像在示威，不停地说：“看，你又来了。又一次证明你不爱我，如果你真的爱我，你会：更注意点……听得更仔细些……打电话给我……道歉……在公开场合多说我的好话……不要注意其他女人……要好言好语……”
对丹来说，南希所列的清单没完没了，他每次做事，只有增加“他不爱她”的新证据。南希会拿出清单来拍板定案，丹觉得翻案毫无希望，即使他“做对了”，也弥补不了他一堆的罪状，结果他没兴趣再试了。他当然不是没有问题，因为他注意不到别人的需要，但他很在乎南希，也想使她快乐，可是他从来不能让她满意，这种情况令他备感挫折，于是他把心一横，认定她就是很难相处。
这对夫妇第一次来我这里，像两个检察官，试图证明对方错得有多离谱。南希非常肯定她气愤有理，丹则坚信怎么做都不会讨南希喜欢。他们将大部分的理性能量都投入怨气的战役，因此没多少精力可以往新方向挪动。这种对峙在婚姻和长期的人际关系中十分常见。
有些人会说这种敌意的苦楚显示人类基本上是具侵略性的，或者在人类关系中，战争比爱更根深蒂固。但我持相反的看法，就像拳头握紧之前是一只张开的手，战争和侵略不是我们的本性，它们不过是我们在关闭了敞开的本性、自觉受伤或产生不安全感时——也就是与爱隔绝——而采取的行动。同样的，就像天空可以拥抱云，云却不能拥抱广大的天空，所以爱比恨广大，因为爱可以拥抱恨，但恨不能拥抱爱。爱可以无恨而存在，但恨是因为有爱才存在，是与爱失联而产生的痛苦症状。
爱既是根本，为什么战争在人际关系和世界局势中如此普遍？解决之道在于解析怨气从何而来。怨气是爱和战争之间的关键：和平退化成战争，蜜月演变成离婚，都来自于陈年怨气的不断重复上演。
解析怨气
大部分人都没有觉察到内心弥漫着多少怨气，怨气又是如何严重地操控生命。我们若要扭转情势，让爱在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就需要用觉知来观照怨气，需要辨识我们手上紧抓着多少怨气以及为什么会紧抓这些怨气，需要知道怨气怎样运作，有什么作用。如此我们才能将内在封闭的、黑暗的角落敞开，以解析怨气。这就开始扫除心窗上的尘垢，让爱清朗的光全然照进来。
每一怨气都植根于没有好好被爱的陈旧伤口，以及对之束手无策的陈年挫折感，这种伤痛和挫折感一旦成形，就变成在我们的神经系统中潜伏的隐性病毒，准备在别人错待我们时大举进攻。伤害人际关系的情绪就是这样被引爆的。
与其下结论说人类基本上处于交战状态，不如转而了解为什么我们要死死抓住侵略性行为下的怨气，不肯松手。很清楚的是，心抓住过去的伤痛是一种求生机制，这样可以确保我们在万一松防时，伤痛不会不知不觉又爬上心头。抓住怨气的心是全时间工作的哨兵，专守望来自他人的威胁。简单地说，我们不想再受伤，像以前一样——好久好久以前的那一次。
大部分时间，哨兵都在安静巡守，我们甚至感觉不到他在值勤，但当有人惹恼、轻蔑、忽视或伤害我们，警铃就大作了。因为这警铃经由神经系统来运作，会引起饱涨的情绪高潮，于是我们就摆荡到侵略或自卫的策略——愤怒、责难、退缩、溃逃——来挡掉这威胁。
有一种怨气症状不那么戏剧化，却更常发生，那就是“不停批判他人”的倾向。你曾注意过一天中每小时心头掠过几个批判或责怪的念头吗？我们通常很难觉察到自己对他人有多少批判，除非放慢脚步更仔细观察自己的心念。我认识一位十八岁的年轻人，她首次参加止语闭关出来后，第一句话是：“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会批判。”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批判念头？因为站在批评的角度，把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可以感觉比人优越。然而我们到底又为什么要感觉优越？莫非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处于劣势，想要补偿？我批评别人，会感觉自己有理而且领先别人，因此可以挡掉别人对我的评断和排拒，同时也可以抵消别人加诸我的力量。所以我们再度看到创伤的运作：评断、责怪别人，以免因感受到没被爱而引起痛苦和恐惧。
所以我们的批判念头像做怨气投资，不断自动收到“利息”。不幸的是，它们把我们从当下抽离，而当下是唯一有真爱和幸福的地方。心念若不断扫描环境中的威胁、侮辱、不喜欢的事，会让我们变得尖锐而紧张，不能开放心胸让爱进来。
可恶之人
若要从怨气的掌握中解脱出来，重要的是要知道生出怨气的关键是对“可恶之人”的固着。可恶之人是我们内心想象出来的不爱我们、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们提防来者不善，可恶之人的形象就发挥作用了。除非我们能把它端上意识层面，并且检视我们多么喜欢把别人当作潜在威胁，否则这种倾向就在无意识中进行，不断毒害人我关系。
让我们来看看可恶之人在心念中是怎么形成的。小时候我们一切依赖父母，接受母亲照顾，内心形成一个“好母亲”的形象；但没有一个母亲可以和孩子步调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同时也感受到一个会忽视、挫折、伤害我们的母亲。
儿童不能理解为什么父母前一分钟是“好”的——欢愉和幸福的来源，下一分钟又变成“坏”的——痛苦和挫折的来源。只有心理相当成熟的人，才能对他人维持一个平衡形象，将令人愉悦和令人痛苦的品质都包括在内。如果儿童有这种成熟度，他们就能对自己说：“现在我被忽视，但我了解妈妈正在伤脑筋，她负担重、压力大、生活艰难，养育小孩会把她没解决的冲突和需要都引发出来，所以她现在不能对我好。这并不代表她不好或者我不好。”当然啦，如果儿童能够做这种思考，心理治疗师就不必存在了！
因为儿童完全依赖父母，他们需要视父母是“好”的，若看父母是“坏”的，就会动摇他的安全感，所以儿童通常在觉知里抹掉这令人挫折、伤人的母亲，这个形象便堕入无意识的阴影中（所以童话创造出恶巫婆、坏继母，在男性方面则创造出坏心的巨人和食人魔〔ogre〕）。这是儿童用以保护他们和好母亲——喂养他们、照顾他们的人——的联系，并维持内心平衡的方法。
任何经验一旦堕入无意识，就展开了自己的生命，犹如地下室的霉菌在黑暗中无声无息地扩散。因此，常常打击或冷落孩子的父母，会使孩子产生压抑感，这种感觉最终会概念化为可恶之人——一个不爱你真实面目的人，威胁、伤害你或背叛你的人，万万不能信任。这样一来，可恶之人就在心念的阴影中占了永久席位。
这就说明了何以亲密关系中常突然出现最骚动、最混乱的经验：两个情人起初沉醉于甜蜜爱恋，才没讲上几句话，就可以翻脸。洋溢新鲜爱意的蜜月光芒怎么消融得这么快，转眼就成了毒辣讽刺和反唇相讥？两个人曾宣称比世界上任何人都爱对方，怎么会施以暴力或恐吓，反目得那么突然，好像他们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瞬间的反目成仇让许多恋人百思不得其解：对方究竟是冷酷、暴怒，还是双重人格（Jekyll-Hyde）的怪物？最不可解的是，这些暴怒往往只是由诸如迟到十分钟这类芝麻绿豆小事引起的。
当可恶之人的形象和痛苦的联想突然浮上心头，投射在所爱的人身上，愤怒和责难就爆发了。好像我们内心有一个全时工作的安全警卫，他把通缉要犯的照片挂在墙上，不断扫描环境中有没有这恶客的迹象，伴侣的言行或对待我们的方式只要有一点符合这个人的特征，就触动我们深处的警戒，使我们为了保卫自己珍视的价值而不惜一战。
突然之间，我们关心的人变成伤害过、排拒过我们的人：“我早就知道不该信任你。你跟其他人一样。我会证明你这样对我，接下来就有你好看的了。”更糟的是，我们采取责怪和侵略为报复手段，也会触动伴侣的警铃，致使他（她）以防御和侵略回应，结果可恶之人的故事看起来更合理了，冲突由此加剧。
譬如一个女人一天下来又忙又累，晚上爱人很亲密地凑近她，但她没有照他希望的作出响应，于是爱人就视她为与自己生命中所有没有反应的人一样——从他母亲算起，太沉迷于自己的世界，对他没半点兴趣。于是他突然冷了下来，说了些难听的话。他身不由己地产生这样的情绪，意识不到自己眼中根本没有伴侣，而是由于陈年老伤，将可恶之人的形象投射到她身上。事实上，她也许很看重他，也重视他们的亲密关系，但他现在看不见，因为他让过去可恶之人的影像占据了觉知的银幕。
一不留神，过去对可恶之人的怨气就一股脑蹦到生命里来。马路暴力是另一个常见的例子。为什么一个大好人在方向盘后面突然变成怪兽？当没有面孔的驾驶人切到你前方，便代表所有不关爱你的人，你按喇叭、吼脏话，让这个人知道你不要再忍受下去了。
我认识一位心理治疗师，他说过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开车上班，驶入一个停车位，而迎面来的另一位驾车人也盯上了那位子，于是他猛按喇叭，头还伸出窗外，打出不文雅的手势，结果赫然发现他吼的人正是他的心理治疗师。不消说，下午他们想必有一场有趣的咨谈。
现代战争就如同马路暴力，是觉得别人对我不好而发泄陈年怨气的工具。尤其是科技作战，人对人的接触很少，更可以将可恶之人的形象投射到没有脸孔的敌人身上，将敌人妖魔化。由于一般大众普遍郁积的怨气心态，战争得到广泛支持。人们在那些战争说辞背后的潜台词是：“我不觉得自己重要。我不觉得自己得到适当的认识、尊崇、敬重。我没得到我应当得到的。我真生气，我要告诉那浑球，把我玩弄于股掌之上，会叫他好看。”两个国家交战之际，一个民族可能用炸弹、飞弹来弥补深层的无力感、无助感、挫折感，如果一路上溯，这其实植根于内心的创伤。
在人我关系上，潜意识中可恶之人的形象让人过分放大伴侣之不能齐心同调，并对此反应过度，同时缩小和忽视对方确实爱他们、照顾他们的事实。不满的一方往往会抱怨，受恫吓的一方往往会以撤退来避开强力攻势，丹和南希就是这种情形。
多年来南希抱怨丹不爱她，而丹为此防卫自己。后来丹从我们的咨谈中学到要多陪她、多注意她。我已经无数次目睹这种情况，退缩的一方终于走上前去面对抱怨的一方，这是美丽新时刻，我深受感动，甚至想：“哇！太好了！他（她）终于甘冒危险走上前了。”但令我失望的是，抱怨的一方简直没瞧见！
有一次丹对南希柔情有加，但她坚持牢牢抓住怨气：“我不相信！你不过是做个样子，我就不信你出了办公室大门还能对我这样。”她的顾虑可以理解，但她这样讲也等于拒绝丹接近自己，以使她的抱怨有理。
这是怨气心态可悲的地方：它关闭了爱进入我们的通道，阻断了爱疗愈和再生的力量。我们许多人多少都和南希有一样的问题：“我没有感觉被爱”终于硬化成“我不信任爱，不能让爱进来”。对爱敞开心胸太具威胁感了，我们心里觉得不踏实，于是将自己密封在盒子里。而最后一步是用责怪、非难来掩护情绪的脆弱：“你没真的爱我……你不知道怎么爱……”
于是怨气弄巧成拙，不但自己对爱关闭，还赶走别人——我们抱怨的对象。南希视丹为可恶之人，觉得他不能全心为她好，引发他产生内心的惊吓：他不值得爱，他不可爱。这带来羞耻和自责，使他更难以对她开放心胸。他在退缩的态势下，难以付出什么，结果他付出愈少，南希愈觉得抱怨有理。同时，丹也将可恶之人投射在南希身上——她就是难搞的人，很难感化。这就是怨气何以一律变成自行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prophecies）的缘由。
美国精神病学家维米克·沃尔坎（Vamik Volkan）研究这种心态何以在几个特定的种族和国家当中运作，发现那里的人们从历史错误和压制出发，视自己为受害者。沃尔坎用“选择性创伤”（chosentrauma）来形容这种现象，某个族群从选择性创伤的镜片后头看世界，不断巡望来自其他种族的危险和威胁，这使他们产生防卫和侵略行为，由此触发另一种族的恐惧、憎恶以及敌意反应，于是该族群更加肯定当初的看法：世界的确不友善。
同样的，我们都在圈护我们的选择性创伤——就是没能得到足够爱的创伤。我们编造关于对我们不好、剥削我们的可恶之人的故事，从而产生惧怕、怀疑、憎恨、不信任和侵略性，最终不可避免地推走别人，动摇人我关系，于是再次确定我们原来相信没被爱或不值得爱是真的。于是我们不断加入新证据，一遍一遍在心中重演来自儿时的原始的爱的创伤，告诉自己这个世界真的是没有爱的地方。
